聾道人刘锡玲指画七十二候诗笺时令节气信封

劉錫玲先生(1848年-1923年)，字梓謙(一作子芊)，號聾道人，別字伊山農民，是清末民初我國著名指畫大師。他繪畫領域十分廣泛，他也是我國版畫藝術的奠基人之一，這裏特介紹他的版畫藝術風格如下。

劉錫玲於1895年（乙未）至1896年（丙申）間應榮寶齋之邀作七十二候詩箋和時令節氣信封。每一節氣及每一候應以當時之民俗、物候、傳說等為題材作畫，畫簡意深。全部以水印木刻印刷。流傳至今時令節氣信封未能收齊，七十二候詩箋僅存一套。現收集整理按原圖尺寸付印。

這套詩箋和信封多為單色淡彩,個別信封以單色重彩為底如“人日”、“仲春”等。

特別以《七十二候箋譜》上的題作，優美且發人深省，或寓意深遠，或以虛擬實，或引經據典，或闡釋自然現象，皆言簡意賅。

例如Ｐ6-3的節候“戴勝降于桑”，畫上只畫出桑葉，桑椹盛于桑條筐中，而不畫出戴勝鳥。題辭卻是“只因戴勝在桑田”而暗喻“戴勝降于桑” 。

又如Ｐ16-1,節候“雷始收聲”怎樣用畫筆表現此節令？聾道人頗費心計：畫上只見祥雲繚繞,隱約中“雷車”數輛似將隨雲而去。雷車，雷神的車子《莊子?達生》：“惡聞雷車聲” 。雷車又喻雷聲:宋，陸遊《七月十九日大風雨雷電》詩： “雷車動地電火明” 。

再例為Ｐ4-3，節候為“始電”，是一年中閃電初現的時令。而畫譜上只畫投壺一隻，散箭幾支，這與閃電初現有何關係哉？而題辭猶鬼斧神工：玉女(仙女)投壺,引來天神發笑，（天神）雙目如日月。頻笑間閃射光明，普照神州（世人仰止）！若非遐想連翩，怎會有傳神之筆。用圖畫來表現物候十分不易，這必須有抽象、虛擬、暗喻加轉意的思維。

    聾道人的這套水印木刻箋譜，非常人所敢企及（可能這已是僅存於世的孤品）。在北京一上市，引來文人學者一片讚揚。直至聾道人逝世10年後，1933年魯迅先生和鄭振鐸先生主持出版北京箋譜時，曾專門收入有先生的作品。魯迅先生是中國版畫藝術的開拓者，而聾道人當不愧為中國版畫藝術的奠基人之一。先生所作的幾套箋譜（還有《聾道人百花詩箋譜》…），是為研究中國版畫藝術的重要經典著作之一，由此可見聾道人在版畫藝術上所作的重要貢獻。

在20世紀60年代“北京晚報”曾著文記述此事報導文章名為“劉錫玲指畫七十二候詩箋二十四節氣信封”。

注1

我國古代黃河中下游的物候曆,以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一年分二十四氣，共七十二候。每候以一個物候現象相應，稱為“候應”，表示一年中“物候”和氣候的一般變化情況。七十二候的候應有兩類：一類是生物物候，其中有動物的，如“鴻雁來”、“寒蟬鳴”等；也有植物的，如“桃始華”、“萍始生”等。另一類是非生物物候，如“水始冰”、“雷乃發聲”等。但是其中也有觀察錯誤，不合於科學事實的情況，如“鷹化為鳩”、“雀入大水為蛤”等。七十二候的起源甚早，《逸周書》中已有記載。對農事活動曾起過一定作用。由於候的時間單位較小而氣候的年際及地區差別很大，故難以廣泛應用。根據《農桑通訣》七十二候見附表。

注2 

箋譜：箋，原指精美小幅紙箋，供題詩、寫信用。印有（或畫有）背景圖畫或書法的精美箋幅，起源於明。而從聾道人起將箋幅系列化，故稱箋譜。箋譜既可作習書、作畫的範本用（如自聞居士《百花箋譜》），又達到介紹自然物候知識的作用（如聾道人《七十二候詩箋》）。箋譜可起到畫龍點睛、文意遞嬗，給人以提示和聯想的作用。引發詩興、文思泉湧。再配合時令、節氣信封合為信劄，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和作為藝術品收藏的意願。箋譜為文人學者所青睞，在晚清尤為流行和發揚。

注3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

立春     東風解凍            蟄蟲始振               魚陟負冰

雨水      獺祭魚               侯雁北                   草木萌動

驚蟄      桃始華               倉庚鳴                   鷹化爲鳩

春分     玄鳥至               雷乃發聲               始  電

清明      桐始華              田鼠化鴽               虹始見

穀雨      萍始生              鳴鳩拂羽               戴勝降于桑

立夏      螻蟈鳴              蚯蚓出                  王瓜生

小滿       苦菜秀              蘼草死                  麥秋至

芒種        螳螂生              鵙始鳴                  反舌無聲

夏至       鹿角解               蜩始鳴                 半夏生

小暑      溫風至               蟋蟀居壁               鷹始摯

大暑     腐草爲螢            土潤溽暑               大雨時行

立秋     涼風至                白露降                  寒蟬鳴

處暑     鷹乃祭鳥            天地始肅               禾乃登

白露     鴻雁來                玄鳥歸                  群鳥養羞

秋分     雷始收聲             蟄蟲坯戶              水始涸

寒露     鴻雁來賓             雀入大水爲蛤       菊有黃華

霜降     豺乃祭獸             草木黃落                蟄蟲咸俯

立冬     水始冰                 地始凍                    雉入大水爲蜃

小雪     虹藏不見             天氣升地氣降         閉塞成冬

大雪     鶡鴠不鳴              虎始交                    荔挺出

冬至     蚯蚓結                 麋角解                     水泉動

小寒      雁北鄉                鵲始巢                     雉  鴝

大寒      雞  乳                 征鳥厲疾                  水澤腹堅

我地震之后到都江堰及绵竹所见:

六一儿童节

绵竹南街

古塔

抗震房

都江堰

地震前后

昔日校园

              肥佬国外考驾照记

肥佬近日移居国外,这里是轮子上的国度,没有车自然寸步难行。肥佬腰缠万贯，买个车自然不成问题，但驾照还是要考的。这个肥佬心中自然有底。当年成都人私家车还寥寥可数的年代，肥佬就买了个奥拓车。那时的肥佬一手握方向盘，一手刁支香烟，开着拓拓车在街上招摇过市，好拉风呀。十多年过去了，肥佬技术已是烂熟，考驾照不过是考考过场的例行公事罢了。

考试那天肥佬按时到场，熟练地操作、起步，一个转弯就上了公路。考官马上叫停，说你起步怎么没有栓安全带？转弯时怎么没有回头看看后面有无车要超车？肥佬说我看了反光镜的。考官说不行，这次考试就此完结，下次重来吧！二话没说，下车就走。肥佬无法，想说点请高抬贵手之类的客气话，无赖言语不通，只好干瞪眼下次再来。

第二次肥佬学乖了许多，上车就很仔细地栓上安全带，起步前很夸张地回头看看后面空空的场地。上了路，路上人少车稀，根本不像国内这么拥挤，肥佬稳稳地握着方向盘平稳地开上了公路。这时远远的路边公交车站出现了两个人站着，似乎是在等公共汽车，有一个又走下了街沿站着。肥佬一看路面还宽，就往左一打方向，一个漂亮的绕行转弯就过了。肥佬得意地看了看考官，怎么样，手艺还可以吧！回到考场停下车。考官说不合格！看到有人想过街必须要停车，待人行后再开车，这是以人为本！肥佬大呼冤枉，要知道国内是人与车挤着抢道，哪有车让人的道理啊！但无法，人家油盐不进。驾照还是无着。

第三次考试，肥佬想通了，这考官老是与我作对，必有原因。于是使出了国内娄试不爽的法宝应对。上车后摸出一张百元大钞从下方递到考官手中，那考官先是一惊，继而不动声色地下了车。过了一会来了两个人请肥佬下车，说不必考了。肥佬大喜，原来是如此简单的问题！来人将肥佬请进办公室才告知肥佬，你触犯了法律某某条，行贿罪，关押十天，罚款一千元，不准再考驾照，记上黑名单，永远有犯罪前科！！呜呼，在国内行之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贯技巧为何失灵？肥佬百思不得其解，驾照之事从此罢休焉！！

举家返川

1939 全家由上海取道香港、安南返成都时所用护照照片

父亲不愿在上海作亡国奴，坚决不去日本人的伪政府工作。收拾打点行装，又将房屋贱卖了。匆匆买了香港的船票（因那时抗日战争中，从上海往内地四川的道路不通，要返四川只好绕香港，安南）带着全家老小离开上海。记得离开上海时，殷妈流着泪把我们送到十六铺码头。码头上人山人海尽是逃难的民众。我站在船沿望着上海海关大钟，望着十里洋场作最后的告别。汽笛一声长鸣，船就要启动了，只见车辚辚马萧萧，船上船下哭声直上云宵，生离死别时人们号呼噔脚撕心裂肺的喊……。船沿着黄浦江顺流而下，那外滩，那高楼渐渐远去，象梦一样在我眼前渐渐消失了。唉！别时容易见时难，别来再见已不识……，别了，我的同学。别了，我的老师！别了，我的徐家汇的小洋房，还有那草地和秋千。别了！那门前的小河……

轮船慢慢开出长江口，经舟山群岛，台湾海峡一直向南，过了好几天终于到了香港。    

  早年的香港

船到香港歇一夜后我们还要到安南（越南），那时日本军已占广州压境香港。到处黑灯瞎火，街上乱糟糟的，就象那时的重庆一样。听说到安南那边是法属殖民地，过海关都要检查行李，凡是赌具都要没收，而手表只可每人带一支，所以后来我看到入关的人中大人小孩甚至抱的婴儿手中都带着手表。我们的行李中带有一付很珍贵的象牙麻将，这是不是也算是赌具呢？父亲的一个朋友住在香港。他就带着我，拿着麻将还有些礼物去送给他朋友。他朋友住在中环后面的山坡上，那时是战时，我们也打不到车，我和父亲走着去他朋友家。远远的望去街上黑漆漆的，只见山坡上稀稀点点的灯光时明时暗。我们高一脚矮一脚东问西问的走了好久才找到那位朋友家。那朋友一见我们悲喜而泣道：“我这辈子也没想到还能见到四川的家乡人啊！尔涟啊，你们还能够回四川家乡，我也不知扔哪里啊！这兵荒马乱的……”

说罢两人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我也流着泪，扶着父亲又慢慢地回到船上。

船又开行了几天穿过南海一片奇峰怪石的下龙湾，船到海防。在香港时我们讲上海话还勉强可以交流，在这时就一点也不懂他们讲的话了。这里很脏，住的小旅店也是乱七八糟的。晚上那硕大的老鼠在梁上窜来窜去，吓得我不敢出声。外面街上人们穿着木屐很响地走着。破烂的汽车沿着弯弯的山路又走了几天到达河内。我们都无心到河内的“一柱寺”。每天清点行李，洗整一下又乘车往西经老街进入云南境内。进入云南这虽是大后方但其实并不安全，日本飞机常来轰炸,昆明也岌岌可危。我们随着运送军需的汽车，慢慢到达昆明。在昆明我们无心留恋那“奔来眼底”的五百里滇池，也无暇光顾西山龙门胜景，只叹滚滚英雄谁在？何人可收拾此山河？停不几日，我们又顺着当时匆匆修建的“史迪威”公路向贵阳进发。

因这“史迪威”公路是抗战中为运送美国援华军需而匆忙修起来的，说是公路（而且是国际公路）但比起现在来说连机耕路都不如。路宽仅容两辆车对开，有的地方仅容一辆车开，路面有些碎石，有的地方只有黄土，加上日机轰炸，雨水冲刷，车辆碾压路面坑坑凹凹，异常难走，而那时的汽车更是叫“汽车”，那是烧煤的汽车。抗日战争中因为缺乏汽油这里发明了汽车烧煤的方法，那是在汽车司机副驾位置安装一台煤气炉，大约有一人高，上面有个烟囱，下面有个炉口，司机就拿着一个小锅铲往炉口加煤，煤气烧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开一会儿，遇到爬坡汽车爬不动了，就停在路边烧一会儿煤气，待气足了就又可爬坡，当然其速度可想而知，比人走快不了多少。

“史迪威”公路在贵州晴隆县关岭一带的公路人称“生死路”这是最危险的24个之字拐

 

这样走走停停，来到最危险的路段。贵州晴隆县关岭一带。这里的公路人称“生死路”。我们父母听说第二天要翻24个之字拐，是生是死就要见分晓，忙给我们姐弟四人交待：如发生意外就各奔前程，而叫我主要带好多愷弟，而多庆则带好多忞幺弟。母亲又在我们每人的贴身衣服上缝了个小口袋，内装几个银元，作好了生死准备。第二天车烧着气慢慢开，那里真是危险异常，车子翻山大约要爬到坡上250米高。而坡度极大，共有24道回头弯，而弯道最险处只容一辆汽车擦着岩通过，汽车稍一不注意就会翻入岩下。刚转了几个弯就见前面挤着人群，在忙乱着，原来是前面的车有翻下山岩的，车在山下冒着烟，司机不知跑了还是死了。一车人死的死伤的伤，爬到公路边等待救援。可那里能等到什么救援啊，只好在这里挣扎等死，有的脚断了，有的手断了，人们躺在路边呻吟着，号呼着，可无人管他们。我们只好往窗外扔了些零钱，只能做到这些了。后来还有几处车祸现场，有的人脚都腐烂了还躺在路边叫唤。我们算大幸了，车没有出大问题，慢慢爬过了这“生死关”24个之字拐。

黄果树瀑布

不日看到路边一巨大瀑布，车都停在路边让人们看上一眼这雄伟的美景。这就是著名的黄果树瀑布。那瀑布一百多米宽，从七十多米高的岩石上飞流而下，抨岩转石，声如雷吼，水雾冲天，彩虹道道，”捣珠崩玉，飞沫反涌”(徐霞客语)。下边犀牛潭中水花四溅，鹰击长空，鱼翔浅底，蓝天白云，绿树环合实为世外仙境。同车的人们都看得发呆了，父亲望着这壮丽的图画，长叹一声：“勿忘大好河山！”一时间全车的人都不禁落下泪来，有的人更失声痛哭，祖国的山河安在？自己又流落何方？……在泪水中告别了黄果树瀑布，车慢慢颠簸着进入了贵阳。

父亲一进贵阳就发现这里的人说话与成都非常相近，他多年未听到这样亲切的说话声了，他立刻感到故乡的气息，不断说道：“听到点乡音了！听到点乡音了！”现在来说贵阳离成都不算太远，但那时还要走半个月呢。

出贵阳过遵义车翻越了娄山关七十二拐。又行了几日终于到了重庆。而这战时的重庆比起我离开时更是破败，这里虽是“培都”但战乱已使它失去了往日的安宁，到处是饥饥慌慌的难民，日机常常来轰炸，父亲只好赶快去找到成都的车票。就这样一家老小又挨过几天，终于回到了我的故土—成都。

成都，我在十多年前离开它，转了一个大圈现又回到了它的怀抱。而它的怀抱已没有了我离开时的温馨，静谧。而是阴沉沉的天，阴沉沉的地，阴沉沉的街巷。一切都是灰色的。我们的故园文庙街仁里巷大宅早已卖了他人，那核桃树凄凄地站在园墙内望着我，似乎已是陌生路人。母亲的娘家九道门坎的中新街穆府已变成了启明电灯公司，亲朋无一字访旧半为鬼。再加上日机常来轰炸，那盐市口都血肉横飞。唉！那里还有我记忆中的影子？父亲在西门郊外花牌坊买了一座农家小院栖身，定名“代园”。辗转漂泊二十年，流离万余里父亲母亲的理想仍是画面上的东西，父母在这里作了一画，寄托自己的向往，画面上菊花盛开幽兰历历，那才是他们理想的离尘之地。画面题诗为：“万里赋归来，故园已易主。世事感沧桑，人情叹刍狗。且采东篱菊，同斟延年酒。富贵等浮云，百龄长厮守。”

后记：

此书稿前部份系我母亲刘蓉（多淑）在1989-1993年初步写成，1994年母亲病逝后未完成全书。我曾打印整理未完，因计算机故障文章丢失，后忙于生计又历数载，时时未敢忘却此事。去年以来抽空将全文重新打印逐字整理，并配相关图文，未完成之后部分根据母亲原来讲述，参照相关资料整理补充完成。

此书为真实历史展现，通过小姑娘（多淑）的亲身经历真实描写了在战乱的上世纪20-40年代由成都辗转北京、上海再经香港、越南、云贵而返川的飘泊生活中悲欣离合的感人故事。

                                     王  立   2007-3-29

父亲的艰辛

1938年春天，开始我发现父亲每天总在家里呆着，时而看书，时而作画，性情非常烦躁。我们几个孩子一闹，他就大发脾气，总喜欢一个人坐在客厅闭目养神，原来喜欢言笑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常是铁青着脸，每天夜饭时，总要喝酒，酒醉后就迷糊地睡大觉。温良贤淑的母亲更是百般抚慰父亲，当时我们是不能理解父亲的艰辛。

因为上海沦陷，父亲是靠工资维持全家生活的，现在父亲失业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使他真不能承受了。就在这时他的同事周伯伯来家劝其在日伪政府去工作，仍搞他的财政工作，可父亲拒绝了。我只记得他对母亲说：“再艰难，我也不去伪政府工作，后来那位周伯伯又和一些人坐着小汽车来找我父亲去工作，父亲仍婉言拒绝了。

就在这时父亲却积极筹划办护照，准备带领全家取道安南海防再转昆明、贵阳直下重庆再回成都，这在我家算是一个最大的转折。因此暑假最后一段时间总看见父母在里屋小声谈论，同时天天都有人来看我们的住房。原来父亲把房子顶给别人，卖掉了家什，而所穿衣物被盖等收拾两大箱，其它一概身外之物都一一丢弃。弄得母亲边收拾边流泪。到这时我和庆弟、愷弟明白了我们全家将重返故园，我可爱的家乡——四川成都。父亲脸上有了笑意，酒后常唱：“不如归去归故乡呼吸我的自由空气。”

小河流过的地方

我家对面原是交通大学，弯弯曲曲的一条小河环绕着我国的这所高等学府，一年四季两岸垂柳依稀，小河的流水日夜不停地往前流，校园里景色幽静，真是读书的好地方。自从上海沦陷，交通大学内迁，立刻就被日本鬼子挂上“东亚同文书院”中日学子，都在这个校园里学习。所谓同文同种。我当时认为即以同文同种来奴化我们的青年，而鬼子们就轻易地窃取了我国的文化古典。一天，我的同学冯美贤来玩，我们一同站在门前小河边和庆弟、愷弟一起向河里仍漂石玩。冯美贤向着这一弯永远向前的流水，忽然感概地说：“我们交通大学的大学生走了，让这些学生（不敢说日本学生）来，唉！小河你知道吗？”我当时也有同感，但又觉得好象有点耻辱，又有点伤感，未必这就是亡国了吗？我们已经没有继续仍石块玩的兴趣，冯美贤要赶快回家，不然下午五点租界就要关栅栏。

我学会了织毛衣

因当时上海沦陷，整个租界虽然繁华可不是我们这些家庭的女孩子涉足的场地，我们仍每天搭电车上学，放学。庆弟总和我一同上学，我在那时也觉得进出有庆弟同路胆子都要大一些。

当暑假来临时，我的同学钱林棣、冯美贤、陈本荣和金顺风我们总是互相常来常往，我们的家庭也差不多，父母都管得很严，都不许我们在外面闲逛，于是我们几个好友在暑假里学会了织毛衣，父亲还给我买了一本“秋苹毛绒线编织法”。于是我们几个好友互相研究切搓，母亲给我买了各色毛线，我学着书上的样子边织边琢磨，很快我和好友们都会织出各种好看的花样，再利用学会的花样图形，我们竟能织出好看合体的毛衣毛裤。我就把忞弟作为模特，给他织了好几件毛衣。

这个暑假我真没浪费一点时间，看着这一件件各色毛衣穿在忞弟身上，又那么合体，父亲都高兴地夸我：“这女子手还很巧哩！”母亲说：“我赶不到多淑，她会打编物（即织毛衣）。”于是父亲又买了适合他和母亲穿的深色毛线让我给父母织。我接过毛线，心中一半是高兴，认为父亲都夸我了，我学习成绩不令父母满意，而我会织毛活啊！心中另一半是有点犯愁，给忞弟织的尽是小样的童装，又好织，又能很快织成，可大人的又大又长，于是我下决心再争取父母的好评。由于基本织法我已掌握，很快也就按照尺寸为父亲先织，我记得当时白天除吃饭、解便、下岗其余时间一直埋头苦干。晚上我一进小屋把门一关，就又继续加班加点的织，真出我意料，刚好一周就织起一件男式对襟上衣。父亲穿在身上很高兴的说：“很好，很合适，还有两个口袋，很方便，多淑很能干！”我这时用炫耀的眼光扫视庆弟、愷弟一下，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接着又给母亲织了毛衣，剩的线还给她用钩针钩了一顶女式礼帽。母亲穿上毛衣又戴上毛线帽在穿衣镜前照来照去，频频点头，当她脱下来时，已是一身大汗，她说：“这些东西生就是冷天穿的，等秋凉了，我就有毛衣加冷热了！”

活泼可爱的幺弟

自从我家有了多忞幺弟，顿时全家又进入幸福欢乐的气氛中。每天我和庆弟要搭电车去法租界新大沽路上学，中午我俩就一同在街上小店铺内各吃一碗杨春面（也就是素汤面）下午我们又一同搭车回家。

母亲在家喂养照顾幺弟，殷妈每天特别忙，只要我放学一回家，母亲就要我背着忞弟读书，做作业，母亲也才能照顾一下家务。忞弟也特别可爱，非常听话，在我的记忆中，他好像从来没有象其它孩子似的屎尿乱解，刚一岁就知道坐小痰盂拉屎尿。他长得又白又胖，样子很乖，有时他还拿着纸笔模仿我们在纸上乱写乱画。稍大一点他还会边画边嘴里喃喃地说个不停，什么“我们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大约在忞弟刚满两岁时，有一天楼上的沈家的三女儿（五岁左右）来我家玩，拿走了忞弟的玩具小玻璃乌龟。这是忞弟最喜欢玩的，于是忞弟竟很生气地仰着头用上海话向楼上大嚷：“乌居，王八下来！”弄得楼上沈先生夫妇都奇怪地说这个小娃怎会骂人呢？后经了解才把事情真象大白，原来他是要他的小玻璃乌龟，而他又不能用语言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就形成了一句骂人的话。

忞弟渐渐长大，我们已是六口之家，再加上殷妈，大家都觉得活动不开。此时上海已沦陷一年多了，从整个环境来看，似乎已平静。这时父亲就想起仍然搬回陆家浜。星期天父亲和庆弟去南市陆家浜探视我们的故居。下午他们回家时，心情非常沮丧，父亲说：“算了，我们的住处前半面已烧毁，后半面已是断墙残壁，还有什么故居！算了，我们搬到徐家汇郑南友家去住，不然这里我家实在住不下了。”

经过一个星期的收拾准备我们搬到徐家汇，徐汇路。这里真漂亮，是一楼一底的小洋房，有个很幽雅的花园，门外有弯流水，过了小桥就是交通大学校地，当时是日本人办的“东亚同文书院”（国民党已将交大迁入内地）。刚一进院门忞弟就一趟跑进敝厅高兴地又蹦又跳。父母亲也高兴地说：“这下娃娃跑得开，可以把门一关，让孩子们自由自在地玩了。”母亲说：“你也有绘画室了，就可随时接待你的画友了。”

我们和郑家虽住在一院，可他们是在内院,取名“累园”，我们住的是西院,取名“憩园”。整个大花园每天有园丁打扫，四季不断的香花果树，园里还设有网球场，秋千架。我和庆弟、愷弟常带着忞弟在园里打秋千。当我们上学时，忞弟则由母亲带着在园中跑跳嘻戏，这段时间是他最活泼可爱的金色幼年。

母亲针线手工非常娴熟，她只要在大街上看到一些外国小孩穿的各种样式的童装，她都能依样给忞弟制做。而且忞弟穿上除了增加了天真活泼，还特别显得很洋气，邻居都叫他“小洋囡”（即洋娃娃）。这时我们几姐弟都长得比较健康，父亲曾带领全家到像馆照了一些照片，有全家福，有父母合影，有我们姐弟的合影和单身像，其中唯有忞弟那张天真无邪的照片，特别可爱，父亲还特别放大了一张，像馆工作人员还给涂上色，此照片现仍在忞弟处保留。

     1936 上海  忞弟

活泼可爱的愷弟(略)

是愁还是喜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借口日本海军军官两人在虹口机场被击毙事，于同年8月13日在上海闸北发动了战争，全面抗日战争由此爆发。但上海终于在1937年11月沦陷。

1937年夏天，对我家来说真是喜忧各半，七七事变后，8月13日这天日本鬼子向上海发动战争，上海的机关学校纷纷停工停课，市面人心惶惶，而我家正住华界。父亲同事们都先后迁到租界避难以免遭日军空袭。同时听说日本鬼子很野蛮，特别是家有妇女幼弱必须设法早日避入租界。

这时母亲正大腹便便，十月份即将分娩。我们姐弟又年幼无知，只有我算是一个顶梁柱，真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这天，正是九月中旬（阴历的重阳）父母就叫我在家带着弟弟和殷妈一起收拾家里的衣物、被盖装箱检柜，他俩却到租界去找朋友借房避难。

我自命能干地指挥着殷妈和两个弟弟忙上忙下，直到下午四时许，呵，真不错把全家所有的衣物被褥和我认为是珍品的东西（如祖父的放大照片、祖父和父亲的绘画和父亲所写的绘画指南手抄本等）都一一打包捆扎齐备。正在这时父母亲也从租界找好避难住处，并且还叫来几辆大小架车。一进大门父亲就问我一切都整理好了吗？我正欲向他自我表功，可父亲、母亲都急切地楼上楼下检察了一遍，然后用赞许的口吻说：“多淑真能干，收拾得很不错，两个儿子也累坏了吧？！”母亲蹒跚地走进客厅就说那么事不宜迟，反正架车已在弄堂里等着，那就把东西往车上搬吧！一面对殷妈说所有的家俱器皿都不要搬动，只把捆扎好的包裹装上架车。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往架车上搬包裹，不一会儿五个架车一概上好，这已是掌灯时分。可这时华界的各街各巷各条里弄电业局已不供电，整个南市不但陷入黑暗，各个里弄都进入坚壁清野状态。我们住的仁和坊里的看门大爷也不知去向，我们的邻居们前几天也早就迁入租界。

父亲看着装好的架车，再回头看看我们曾经在这里安居乐业欢度小康的“家”，他低沉地说：“走吧”！这时，这们全家都又不自觉地跑进院门，楼上楼下的巡视着，母亲习惯地坐在她平时看书、写字的桌椅前，流着泪说：“唉！藤椅啊！你要是人，我也把你带走嘛！我还能回来坐这把椅子吗？”父亲又走进客厅不自觉地看看手表，打开他每天听惯了的收音机，叹口气说：“唉！电都没有，还听啥子哟。”他很舍不得地摸着收音机的各个部位（因为当时我们已是逃难的难民，进租界时不许带收音机）我和庆弟愷弟都落了泪。最后，父亲把心肠一硬梗咽着喉咙说：“东西蚀了算了，只要我们一家人安全……” 他还把院门上了锁，回头对大家说：“走！”，就这样我们全家人坐上黄包车，架车拖着衣被包裹在前面发出沉重的叽哩咕辘的声音，扬起一路灰尘，整条街上都是黑灯瞎火，给人一种恐惧感。当我依恋地回头想再看看我们的故居陆家浜仁和坊时，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在黑暗中哪还会再看到我们的家？心里不断涌现着“流浪到哪里？逃亡向何方？……”

当车刚要进入法租界，关卡的铁栅正要关闭。我们一骝人等很快挤进铁门，只听咔嚓一声铁门已关闭。父亲急着前后清点架车，人力车，特别是一家人的安全。总算幸运我们全家已安然进入租界。可在我们后面的许多逃难者都喊爹呼娘的挤不进租界，往后退，也退不回去，真是满目凄凉叹奈何！

好容易我们住进了亚尔培路步高里38号一楼。二楼是房东沈先生他是国民党海军军官，他们夫妻共有三个女儿，都较年幼。我父亲是和他一起绘画认识的，而且他很关心我们，特别把房子腾出来让我家避难。他家的保姆一下子就和我家的殷妈混熟了。殷妈不愿住亭子间，这两位保姆便同住三楼大房间。

住进了亚尔培路，父亲每天仍照常到外滩财政整理委员会上班，我和庆弟的学校也迁入租界。因学校离家较远，我俩就天天搭电车上学。愷弟即进入附近的小学念三年级。生活安定了下来，可我三姐弟就不习惯这租界的繁华，而且我们一家挤在一楼真不舒服。记得有一天庆弟忽对我说：“这闹中取静真不容易！”。我听了他这话真觉得他有学问，怎会说出这么文雅的语句，我怎么老想不出这种词语来形容我们当时的心情呢？从这时起我和庆弟及母亲都常想念我们陆家浜的故居。我们三姐弟又不习惯在弄堂里和邻人小孩玩耍，每天放学回家，就只有坐在屋角看书，作业。稍大的一间屋父亲又用来作画室和客厅。母亲已快临产，住在挺黑的小屋，白天都需开灯照明。当时父亲酒后最爱唱的一句歌就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这年的阴历十月二十四晚，母亲临产。楼上的沈伯母请来她熟悉的妇产科医生，把母亲住的小屋暂做产房。母亲已是例产妇，所以很顺利地生下了我家最小的弟弟。父亲早就给取好了名字，不管是生男生女都叫多忞（据辞典记载忞者，乱也）意思是忞弟出生于乱世，所以这年是我家亦喜亦忧的一年。

天姿聪敏的庆弟

 1935 上海多庆与多愷

1936年夏天，庆弟小学毕业，成绩全优。父亲觉得庆弟能读书，就让庆弟报考了南洋模范中学，当时父亲带着庆弟去看榜，回来时非常高兴地大夸多庆这个娃娃有出息：算术考了个100分，语文97。而且父亲特别向我发问说：“多淑，你用……来来往往造个句”我就想了半天才回答：“来来往往许多人很忙。”父亲冷笑一下，就把庆弟的考卷拿给我看，当时真把我羞得无地自容，就象说我一样。原来庆弟却造了一句：“大街之上来来往往尽是凡夫俗子”。说真话当时我还弄不明白什么叫“凡夫俗子”，可庆弟当时小小年纪就能懂得意思，运用恰当。母亲常说多庆最爱看书，懂得的东西就比多淑强些，所谓开卷有益嘛！到现在想想也是很有道理。庆弟小时除学习成绩优秀还看了很多书籍，我家书架上的“古文观止”、“天雨花”、“聊斋”、“说岳”等书，不但他整本整卷的看，而且还能津津有味地讲给我和愷弟听，说句实在话庆弟的童年是认真学习，是学用结合，而我的童年大半是好耍贪玩。客观原因也是因在京几次迁家，小学课程耽误了一些，但主要还是我从小不喜欢静坐看书，因此知识面比较窄，再加上学习不用功，凭点小聪明，混过了青春年华，至今想起仍很后悔。从那时起,庆弟在中学成绩很好作业全是优等，书写非常认真，从不马虎。这样好的子弟要不是抗日战争，我家迁返成都是不会耽误他学习的。

杭州和无锡之游 (略)

学校成立话剧团

1936年春天我们学校改编为春季始业，于是经过考试能进入高中的就念高中，较差的就重念一年初中三年级。我真是运气来临，竟然很顺利地进入高中一年级就算提前半年进入高中。当时母亲还说这个女娃儿混个高中就可以了，道是我们的多庆、多愷应该循序渐进，特别这两个儿子要多读书，读踏实才行。我也自知学习成绩不能过硬，也就心安理得的上高中部学习。

进入高中最困难的是数学和外语。当时都用英文原版书教学，在当时上海是很时兴这种课程教学。这可真苦了我们学生，因为当时上海租界洋人比比皆是，很多商店售货员都和外国人用英语谈买卖，就连洋车夫、汽车夫拉外国人的生意都会用洋泾浜外语和外国人谈生意。当然我已从习惯和同学们流利地用上海话交谈，进而能朗读英语诗歌，勉强听懂老师上课时所讲的内容，就这样糊涂地过着日子。

有趣的是我居然和高中二年级的一位女同学（屠坤英）互相演了一幕“点金术”，她演的是国王，很爱金子，想什么都成金的。我演的是皇后，是个贪心的皇后，最后被国王用学到的点金术把皇后点成了金皇后。因为这次演出全用英语，而且演得很成功，于是大学部（我校当时还有女子师范大学）就成立了“女子话剧团”。特别邀约了我和屠坤英、胡晓苏参加演出。记得我们演过：“父归”、“母亲”、“迷途羔羊”、“光明”、“卖报歌”。这些都是用普通话演是比用外语容易。我都演的是老年妇女及小羔羊（小女孩）和卖报小男孩。记得屠坤英高中毕业时曾给我题的字是：“我们分别了，可你要永远记住和你一同演‘父归’时父亲的扮演者……”，的确在我脑海里直到现在还对她的形象记忆犹新。

1936 上海 我与同学合影

胡三舅来上海(略)

我的中学时代

1933我在上海女子中学

1933年秋我进入上海女子中学后，顿时感到自己再不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怎办？母亲说，“人贵自尊自立”，这句话对我影响是不小的。我开始成为大姑娘一样，天天手提皮箱式的书包，虽然家离校不算远，可我竟不想走路上学，觉得走路不好意思。可能是不够派头，因同学们天天都是车去车来，有的还坐小汽车上学。于是我每天都在母亲手中要钱坐洋车上学，在车上坐着还打开课文默读，母亲又怕街上繁华，怕我遇到坏人，所以也同意我天天坐车上学。谁知有一天让父亲在电车上看见我坐车上学，当天晚上父亲不但骂我贪图享受，而且还说母亲太娇惯孩子，于是规定每月给我一元钱零花，坚决不许我坐车上学，并且严肃地对我我说：“能吃苦的人将来才有出息”，这句话也使我深深记在心中，因此每遇到困难我总是想法克服，再也不敢随便乱花一分钱。

当时家中每月给我一元零花钱，在我也觉不错，每天早上可吃一个糍饭团夹油条边走边吃，到了学校也就吃完了。中午还可吃三分钱花生米，有时我就省点钱去蓬莱商场买些陈燕燕、王人美、阮玲玉等明星照片贴在我房间的墙壁上。晚上我把房门关上，照着镜子向明星们学样，很有意思。有时我觉得我很好看，有时我又觉得自己太难看，常想要是我牙齿长整齐该多好哇，于是我又恨自己的丑样。从那时起我开始追求面宠美丽，身材苗条。有时一照镜子就是好长时间，母亲常叫我多帮她做家务活，我却躲进小屋，刻意打扮自己。有一次母亲气得一脚把门给我踢开，见我正在擦胭抹粉，就大骂我不上进，学妖精。父亲也来干涉我买明星照片，有一次还把我的许多明星照片撕得粉碎。我等他们到楼下客厅时，我竟将撕碎的明星照片从地上捡起来放在桌上一边流泪，一边把它们拼好用纸又贴起来。解放后文化大革命时，才知兰苹就是江青，可是我脑海里的兰苹却还是一个妙龄女郎，怎会成了人人唾弃的女人？真是时位之异于人也。

  蓝苹(江青)

    蓝苹(江青)

就在这春暖花开景色宜人的季节里，在一个星期天父亲带着我和庆弟（当时愷弟还小）参加了中国旅行社组织的春游团去苏州玩了一天。在寒山寺外我一下想到我们课文里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诗句，顿时觉得我就跟古人一样来到了这寒山古刹，四下眺望，真是清悠宜人，寺内香火撩绕，我和庆弟真想就在这古刹外坐在船上试试这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滋味，可惜下午五点过就叫集体返沪，好像什么都没弄清楚就算旅行了一趟。

大伯父来上海(略)

稿费的兴奋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借口日僧被殴事件，突然袭击上海。驻军上海的十九路军蔡廷恺将军立即率部队奋起抵抗。全上海市人民都积极抗日，当时工人、学生都组织了义勇军支援前线抗战。直到3月底，国民党和日本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迫使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当时我们学校也组织了救援队伍，我们还去慰问伤员。有个女同学叫杨七妹（她是市郊一所中学的学生）她还亲自去慰问19路军，她还爬上四行仓库把国旗插上楼顶。我们的教师还一直向我们宣传她的爱国精神。从那时起我也开始关心时事，每日都要看看报上的战况报导，而且在学校里也特别积极，上街头去为伤员募捐和演出打倒小日本的活报剧。记得有次我们募捐时遇到一个女郎，左手拉着一只洋狗，右手挽着一个高个的洋人。她对我们的募捐咄之以鼻的说：“快走远点，募捐啥体（干什么）！”然后她硬是头也不回的依偎着洋人走了。把我们气得连疯骂她是：“冷血动物”.我回家后还写了一篇骂这般“冷血动物，出卖灵魂的东西”寄给新民报后，不两天真给我登出来了！我真兴奋，好像出了一口气！最有意思的倒是报馆居然通知我去领稿筹，虽然只有五元线，可我却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下午放学庆弟陪我乘电车去报社领稿筹。因为兴奋过于，在报社的经手人手里盖章拿钱时，我眼光扫过很多大人的眼睛，我觉得他们都在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刹时我心中真是无比痛快。领到钱我和庆弟是怎么上的什么车都糊糊涂涂的。等到回家一下才把我和庆弟弄得更糊涂了，啊！我领的五元钱哩？！我们两人找遍全身也没找到，唉，高兴过于了，什么时候把钱丢了都不知道，这时我觉得很可惜竟大哭起来，庆弟也傻了眼，但他很像大孩子似的，对我说：“你又写吧！反正一登出来就又陪你去拿钱！”母亲看我哭得可怜，就顺手给了我五元钱，并说蚀财免灾，我给你五元勉励你再写多点更好的文章。从那以后我也继续写过可就没有再领稿费的兴奋事了。

九一八事变

1931年九月份，刚开学几天，杨伯伯就对父亲说：“我们住地离华界太近，现在日本已进军沈阳，上海还怕有空袭。”于是我们两家又连夜背上包裹行装迁到市中区法租界的环龙路父亲同事桂伯伯的家逃难。晚上睡在床上只听见马路上人声嘈杂，大概人们都正在找地方躲炸弹。

1933 上海南市文庙展览日机扔下的未爆炸弹 左为父亲刘尔涟

 

在桂伯伯家住了一个多月，却什么动静都没有，连华界、浦东等地人们都显得安静。只是报上天天都谈日军侵占我沈阳，对东北大举进攻。看来不会袭击上海华界，于是我们又回到极司非而路，我和庆弟才又继续上学。谁知1932年春天，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日本侵占了东北四省。这时上海的热血青年组织了歌咏队在街头扯起大圈高唱：“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了无尽的宝藏……流浪……整日家在关内，流浪，逃亡，那年那月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欢聚一堂………”

我们学校也教了很多抗日歌曲，可惜那时我们只知高唱，不知怎样用实际行动参加抗日。有一天学校号召大家消灭日货，提倡国货，于是我就和庆弟一同在家东翻西抄，终于在柜橱中找到几个茶杯，底部发现印有JP的字样，很漂亮。我俩就积极地一个一个往地上摔。我的好几个同学也来我家，他们还手持小纸旗给我和庆弟一人一个，上面写着：“抗日救国，消灭日货”，他们也各从家中拿来些另节花布往地上一丢，就用火柴烧毁，而我家的小茶杯也被我们摔的稀烂，我们还唱着打倒东洋抵制日货。我们几个小孩乱闹一阵就算抗日的行动，可到晚上，母亲才发现我和庆弟砸的茶杯真是日货，但都是我祖父前清时带学生东渡日本留学时买回留在家中作纪念的，现在我还能回忆起那八个漂亮的茶杯。另外还有一个漂亮的日本花碗就一直跟着我母亲从四川、北京、而上海又回四川，直到我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在一次整理家什时不慎打烂（大约1965年时弄坏的）其实那正是世界有名的东洋瓷器。

1932 秋 上海

1932年夏天母亲生了多涛小妹。因为当时我们姐弟已成行，而多涛小妹一出世父亲很喜欢她，可她身体不好，因此在33年春天又是出麻疹，早殇。涛妹死后父亲大病了一场，并害了伤寒直到33年夏才好。这样我们仍然是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子（我和庆弟、愷弟）。

1933 父亲在上海

1933 上海 庆弟与愷弟

1933年秋我小学毕业进入上海女子中学，庆弟进入小学四年级，愷弟进小学一年级。他俩均在上海西城二小。这是个教育质量较高的小学。这时为了我们就近上学，我家就由极司非而路搬到南市陆家浜仁和坊。这是一幢西式一楼一底的小洋房。

父亲除星期作画，工余还种花养鱼，家中当时来客较多，大都是与父亲谈文弄墨。这时我家可算鼎盛时期，有时晚间父母还常去跑马厅玩玩赛马，经常带我们去看京戏、去金门影院看电影、去兆丰公园、法国公园、哈同公园（哈同是犹太人，据说整条南京路都是因哈同为了争取手执拐杖行走，英国人硬要他用红木镶砌路面，英租界才准许他拿文明棍。）

庭院深深文庙街

作者：冯水木  日期：2006-5-22   点击次数：792   〖字体：大 中 小〗

文庙街因成都府文庙得名，庭院深深，颇多公馆花园。清代聋道人的三迟楼即在此处，1936年，画家齐白石寓居于此。此外，清代名将杨遇春、四川状元骆成骧的旧宅也在此街。 　　成都有三座文庙。一是南门文庙前街的“成都府文庙”，二是文庙西街的“华阳县文庙”，三是北门文圣街（即文武路）的“成都县文庙”。我这里讲的“文庙街”就是南门的文庙。 　　南门文庙街分前街、后街、西街，其中有石室巷（曾名何公巷）、骆状元巷（讹为落酱园巷）、里仁巷、孟家巷、上池街等。东接南大街，西临复兴村（现502厂处）。1968年夏，我曾在石室巷一小四合院居住过一段时间。每天读书作文，早晚则在文庙街散步。我惊异此街的宁静幽雅，中式歇山式大院门紧闭，两侧是高大的树木，院墙上爬满各种藤类植物。深闭的院落大门内隐隐传来阵阵琴声。 齐白石的寓所 　　1936年5月，76岁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旅蓉，就住在文庙后街他的学生王缵绪家中。王家大公馆似一花园，花木扶疏，亭台古朴，很适合齐白石先生居住。他在这儿画画制印，或会见朋友学生。其间也曾去春熙路购物，在“益大百货店”购汽炉一个。余中英是他的入门弟子，齐特地为余画了一幅长卷《九秋图》（现藏省博物馆），还画了一幅《螳螂爬香图》。 　　文庙前街还曾住过清代一位大画家——聋道人。文庙街东侧里仁巷深处有一四亩左右的园林式院落——三迟楼，便是聋道人的家。聋道人是著名的指画艺术家，其作品《桂湖春燕图》于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金质奖章。聋道人本名刘锡玲，1848年出生，1923年逝世，46岁耳重听后号“聋道人”。先生曾在清庭做过官，退隐后便住在文庙前街。三迟楼的寓意是“结婚迟，生子迟，弃笔（以指代笔）迟”。楼为一排三间窗明几净悬于池塘上的草屋，窗外花树繁密，室内布置典雅，先生即长年在此画画吟诗作文。院子中有一方池塘，筑有小桥和草亭。此外，还有“再耐庵”、“瞻圣楼”、“平安草堂”、“天然室”等布局精巧的小庭院。实乃大隐隐于市也。我认识聋道人的孙子刘多敏先生，这些聋道人的故事都是他亲自讲给我听的。 　　我在研究巴金祖父李浣云在东珠市街的“李家花园”时，曾听到一个老人说起“南唐北李”。“北李”即指“李家花园”，而“南唐”呢，是南门文庙后街“唐家花园”。据说在成都众多私家花园中，这两处名列榜首，简直是“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深宅大院。唐家后人唐振常先生现在上海一大学任历史学教授，写过不少回忆成都故家的文章。他的祖父乃是光绪三年丙子进士，历官知县，学问高深，学生则有大名鼎鼎的赵熙、骆成骧，真是名师出高徒。“唐家花园”几乎占去文庙后街大半，是四进大宅，大小房屋六十余间。最具特色的是它的后花园，堪比邻聋道人的“三迟楼”。唐振常描写道：“园中既有戏台、假山、水池，富中国园林之胜，复有西方园林的开扩的大草地。我们一房住在这个大花园里，住房宽舒之极，活动的天地极为广阔，有山可登，有洞可入，有水可涉，花木丛中鸟语花香，自然感到快乐”。简直是一处都市桃花源了。后来，唐家日渐式微，无奈将花园出卖。买下唐家花园的，是对门的王缵绪。1938年，张大千先生还曾在文庙后街的“女子师范学校（前身为“淑行女学堂”）”举行过画展。 将军府粼次栉比 　　我住文庙街时，曾去前街清代名将杨遇春故宅一探。杨遇春的故宅在成都有三处：一在前卫街，二在三圣街，三是文庙前街，而又数此处最大，我去探访时已变成“四川省邮电局”了，从守门的大爷处得知：清朝末年，杨遇春的后裔捐屋建铁道学堂校址，入民国又改设电报局。当年的门楼十分宏大，大门两侧有八个拴马石，大门对面还有气势雄伟的照壁。 　　抗日名将李家钰的公馆建在文庙前街92号上莲池池畔。2001年3月，我去李公馆参观，原来偌大的公馆群落建筑已被水泥盒式建筑替代，仅剩一幢气魄宏大的中西合璧式两层砖木结构的大楼。楼简朴中透出典雅，大方中显出细腻，特别是楼层间的横梁，雕刻精美，楼栏杆也流畅优雅，院内绿树成阴，而与主建筑连体的亭阁式建筑，颇有变化之美。楼道宽阔，冬可迎晒太阳，夏又避雨浇淋。聋道人的孙子刘多敏先生世世代代居住在文庙前街，他还告诉我：清末成都辛亥风云人物尹昌衡公馆也在此街，刘文辉有一个公馆在前街上池街内，省建设厅厅长向传义的“向公馆”也在前街，讨袁大将军蔡锷在成都的故居也在文庙前街，和刘文辉的公馆比邻而居。 　　刘文彩的公馆在里仁巷口名医曾彦适公馆东边。大邑安仁镇的刘文彩，家有良田万亩，公馆二十八座，府邸成街。他并不满足于在安仁镇享福。在“府文庙”附近又置了一个公馆，还买了一辆福特牌汽车，往返于成都与安仁之间。 　　在清代光绪二十年地图上，我发现文庙前街“锦江书院”（石室中学前身），前面有两处一大一小的池塘，即上莲池（即古江渎池残存部分）也。地图上还描画出满池荷莲的示意图。足见前街的清幽爽静。 　　文庙街的深宅大院之多之集中，当居成都之首。其他街道虽也有巨宅豪庭，但不成片也不集中。 骆状元与“江渎池” 　　为什么将军、富豪、名士都喜欢在文庙街设置宅院呢？ 　　“孟母择邻”的故事正好说明了其中的原因。汉王朝在成都创办的学校“石室”（附近还有“尊经书院”）即在此，择学校而且是最古老的办学最好的学校为邻居，于己于子孙都是最佳选择。日日聆听那泮池传来的弦歌之声，该是一种什么境界。另外，“府文庙”、“县文庙”都在此街，日日与孔圣人作伴，享受那千年文脉温馨，那更是文运亨通了。早些年，府文庙前立有一石碑，上刻“文武百官到此下马”八个大字，威肃庄严，令人不觉一振。 　　“府文庙”和“石室”紧挨着，两者后面是挖池塘形成的土山，土山周围是一大片菜地，称“赖家菜地”，一姓赖的老汉搭一草屋在这儿经营着莲花白、青菜、莴笋、海椒、茄子等四季蔬菜。旧地成都，城墙内都有很多空隙地能种蔬菜，“皇城坝”菜地的莲花白又大又白又紧卷，上莲池下莲池的芋儿又细又软又香甜。 　　清代四川惟一的状元骆成骧就筑屋于文庙西街一菜地旁。清代光绪初，成都县人马长卿以九眼桥回澜塔毁后，而科举中弟衰歇，乃创议在外东薛涛井前造崇丽阁以代之。阁建成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后四川及成都在京中进士者日益增多，时隔5年，光绪二十年（1895年），四川终于出了一个状元——他就是在锦江书院读过书的30岁的骆成骧。所住街巷后来命名为“骆状元巷”。骆一生清廉自守，不求高官厚禄，家无恒产，清贫一世，有“穷状元”之称。1912年—1916年，曾任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校长。“骆状元巷”也一直显得很僻陋，和文庙街的深宅大院形成鲜明对比，渐渐地，“骆状元巷”被讹呼成了“落酱园巷”，还不知来历是怎么回事。 　　上世纪50年代，我与父母亲去人民公园看菊展，见原通俗教育馆旁有一尊高大的青铜塑像，塑得十分精美，形象若一个皇室人员。父亲告诉我，这是文庙西街“江渎祠”（现省卫生厅处）里“江渎太子”的塑像，为明代成化七年（1471年）铸造，已近200年历史。“江渎祠”是古人祭江水这神寺庙。据《汉书》：“秦并天下，立江渎庙于蜀”。五代时，祠内池塘就近五十亩。后蜀时，建南北精舍于池上，千梁万栋，备极奢丽。宋代官吏，每于此避暑。陆游有《江渎庙纳凉》诗曰：“雨过荒池藻荇香，月明如水浸胡床。天公作意怜饥客，乞与今年一夏凉。”宋祁《江渎池》诗也吟道：“溪浅容篇短，舟移觉岸长。”可见江渎祠乃一游赏之地。据明代谈迁《枣林杂俎》载：“成都城内西南江渎斋有六树，高十余丈，围约三四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巅生枝叶若棕榈状，肤龙鳞而叶凤尾，实大于枣。岁仲冬，祭而始采。” 文庙街的名胜古迹也很多。周公礼殿、名宦祠、乡贤祠、范文正公祠、韩忠宪公祠、梓潼宫（祀文昌帝）、九曲池、六公祠、何公墓等等皆是前人祭拜游赏之地。更不用说那人人皆知的“石室”了，因“石室”已有不少人介绍过，我就用不着再口罗嗦了。 来源：成都日报（2006年5月22日）

快乐的星期天

上海是1842年南京条约辟为“商埠”，英、美、法、日各国都在上海设有租界。因此1931年的上海它是我国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城市。当时我们住的是英租界，可离我家住区不远的曹家渡就是华界。那里市民均很苦，不少棚户形成了贫民区，他们以肩挑贸易居多。我们肯在那里买菜买杂品。据母亲说曹家渡东西比租界便宜，而租界里的街巷各家各户都住的高楼大厦，并且卫生条件很好。所以我们早在30年代就玩上了抽水马桶，洗澡间。记得在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收拾好后，父亲叫来“云飞”我们坐着去外滩公园去玩。

旧时上海的火花

我们来到外滩，当然一眼就看到那熟悉的“民生”轮。我和弟弟们看到“民生”轮就象见到亲人。我激动地又拍手又欢呼。庆弟忙问父亲：“这是不是我们来上海时坐的大船啊？”父亲高兴地说：“民生轮船是我们中国自己的船，它有很多艘，谁知是不是我们曾经坐过的那艘……”。远远的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轮船，它们的船竿上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旗帜，有星点带条的，有兰底加米字的，有的干脆是一个红太阳的……。这时我想到语文书上有这样的一课，作者在海边见到来往船舶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旗帜而感叹道：“为什么在我国的领海行驶着外国的船支？……”这时我似懂非懂的明白了这就是“五口通商”屈辱条约中的上海商阜。我们在外滩公园玩了一个下午，看见很多黄发兰眼的高个男人和女人，也见到很多胖呼呼的金丝发女孩和男孩，他们都很活泼可爱。可我和弟弟们尽管东跑西跑，也不想围观这些象玩具一样的洋娃娃。就在这时却有好几个衣衫烂褸满脸污垢的男女孩子，他们正是我们中国人，可他们却伸出小手向那些高鼻子要钱、要吃。我的父母立刻叫住我们离开这里。而且我父亲说：“唉！这就是十里洋场的上海，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能过上好日子，反而伸手向外国人乞讨。”听着父亲这些话，我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我想未必外国人天生富有？中国孩子天生穷？

这个星期天等于父亲给我们上了一堂维护中国人民尊严的一课。这是我们刚到上海不久的事，除此以外，每到星期父亲总在三楼上作画写字。

抗战前的上海

1931年夏天，我已满11岁，我们全家离开了北京。

火车呼啸着载着我们离开了北京。在车上和杨伯父全家大小一同过了一夜，第二天就到了天津。这时我才明白我说的出远门要先坐轿子已不是这些交通发达的地方的旅途工具。

在天津，我们坐上民生轮船，我和杨家姐弟及庆弟、愷弟在船板上跑来跑去，好像天地非常宽阔。我们把饼干筒内垫饼干的小纸条，一条一条结成很长的纸条，这头拴在船栏上，让它随海风飘动。我们越结越长，轮船不断前进，形成了很长的彩带，直到看不见尽头。（这情景我曾在电影“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时见到过这情系彩带的镜头）可见当时我们这一玩法还很有意思哩。在烟台杨伯母和母亲都买了很多干对虾，据说当时很便宜，我们在船上没另食吃，就经常拿一个干虾来吃，味道很鲜美干香。

当轮船进入海洋时，我看到眼下的水黑黄分明。就像谁用绳索把海给分成两半似的，这时母亲和庆弟都晕船了，他们睡在船舱里。父亲和杨伯父、杨伯母都不住地吃晕药，只有我和杨姐弟还有愷弟在船板上跑，一点也不觉得风狂浪大，直到船上鸣笛叫人们安静休息，让船平安渡过险滩我们几个孩子才跑进船舱。

终于轮船靠进了上海码头。我在码头上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海关大钟，这时它正敲响着十二点。整个码头上人声嘈杂，衣衫烂褸的苦力有扛麻袋的，有担行李的，这就是满眼繁华的上海滩给我的第一印象。

父亲挤出人群叫来“云飞”汽车（这是当时上海唯一的出租汽车，它的电话是30189，为了顾主好记就称为三拳一杯酒。

在上海我们和杨伯父合租了一幢三层楼房，地址在英租界“极司非而路，梅村三号”，是冠生园老板（叫诸什么我不起了）的房子。当时我们三姐弟小就住第一层，二层杨伯伯住，三层即是父亲和杨伯伯作画会客及亲友来访暂住之处。当我们把行李安放妥当后，才听父亲说，他还未回京接我们时就已和杨伯父买好家俱租好房子了，因杨伯母和母亲都不识上海的交通道路，对在上海的生活习惯也不熟悉，因此我们两家都各自请了保姆。我家请的是殷妈，杨家请的是胡妈，这两位保姆年龄都在中年。特别是殷妈，她对母亲很好，很能体贴人，又爱清洁，因此在我家一直呆到我们离开上海。

居住生活上问题解决了，可暑假已过我和庆弟上学的事就急在眉捷。父亲就找到附近的中振小学（这是中国银行办的小学）。于是经过杨伯父介绍我和庆弟进了中振小学，我是四年级，庆弟一年级。当时是1931年秋天，我进了四年级，可是自然这门课我很陌生，于是我天天把它当语文来背，虽说期末考试得了100分，说真话我的确是用背书的功夫硬记下来的，根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语文考得刚70分，算术刚及格。这时父亲才意识到：“这个女娃子的书没有读伸展，被耽搁了。”于是这年的寒假，就一天也不许我玩，连大年三十都让我背语文，做算术。当时我真觉得太痛苦了。有时楼上杨光珠还帮我做几道算术题，可是父亲一检查就非要问我：“你是怎么算出来的？”我只好照实说是光珠做的。这当然免不了挨打挨骂。

再见北京

1931年夏天，父亲从上海回北京带来了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他对母亲说：“我在上海已找好房子，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去！”于是母亲和父亲天天忙着收拾家什，打点行装。这回可不像我和母亲来京时那样一乘小轿就起程，大包小裹、大箱小箱收拾好几天。

临行前又去伯父家辞行，谁知一进院门，正看见大伯父在堂屋内痛哭。新母母才对我们说六叔在四川因病去世。当然也引起我父母一阵悲伤，我记得当时大伯痛苦地拉着父亲的手说：“四弟，你们又要离开我啊！？啥时候我们才能再见面啊！？”说到这他们两兄弟都哭了，我不知怎地也哭出了声。当时大伯和父亲还向九泉火化一封给六弟的信：大意是六叔“功名未就、去世过早令人永生怀念云云”，可这封手足情深的薄纸，火化后六叔是否真能见到？……(六叔会武功,曾在成都青羊宫花会时打金章比武.21岁去世)

当我和庆弟、愷弟知道要去上海时，就天天吵着问大人：“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我还自以为是的告诉庆弟：“出远门要先坐轿子，还要坐船坐火车……”其实上海究竟如何走法，当时就连母亲也不知道。

父母亲忙碌几天后，我们终于要启程了。周妈婆媳哭着把我们送上汽车，大伯父和我们同车一直把我们送到前门火车站。他和父亲涕流满面地握手告别。我们上车后，大伯父还一再叮咛我们好好念书。火车慢慢启动了，我们和庆弟早已跑进车厢，父亲同事杨俊伯夫妇，正叫他们的女儿杨光珠来招呼我姐弟，这时我们有了新朋友早已把离别伯父时的情景忘了。原来杨光珠还有弟弟杨光瑞、妹妹杨光玉。

当大伯父再一次和我们告别时，我泪眼模糊地从车窗往外探视，只见大伯父站在那里不停地往后退，终于越来越小，刹那间伯父的身影已由大而小渐渐消失在送行的人群中。这时我只见树木、房屋都往后退，啊！原来火车在前进铁路两边的树木房屋都被甩在后面了。就像在倒退似的！

刹时火车汽笛一声长鸣，载着我们离开了北京。这时我忽然心里有些难过，想着京华红尘和那令人留恋忘返的北海、什刹海、中南海、东单、西四、察院胡同、抄手胡同……，那里有我童年的家，我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啊！北京，我曾在你的怀里度过了八个春秋，是你使我能傲风雪顶严寒，北京我将永远怀念你！

我的童年在北京3